1.19 理想国 | [加] 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结语 人非孤岛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e)，这句话出自英格兰诗人暨神学家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写的《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邓恩是在1623年生重病，面临他生命中的“紧急时刻”时，写下这些承载着基督教信仰的沉思语。他的第17则沉思语《丧钟为谁而鸣》，包含了邓恩最为今人知晓的一些名言佳句，“人非孤岛”就是其一。邓恩对岛屿这个意象的使用，并非仅止于此，而是利用这个暗喻，将其放进更广大的视野里。“每个人都是一块陆地，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把一块泥土冲走了，欧洲就缺了一小块;如果把一个海岬冲走了，欧洲就少了一个海角。”然后邓恩转向这个意象所欲建构、表达的道德目的:“任何人的死去都使我缺了一块，因为我和全人类唇齿相依。”在这则沉思语的最后，他回归开头时所提及的丧钟。“因此，不必叫人去问丧钟为谁而鸣，”他的结论是，“丧钟为你而鸣。”

邓恩写下这段文字时，在思索他灵魂的状态，而非世界的状态。他害怕自己就此死去，但因为那害怕，他不知不觉思索起解救所有迷惘的灵魂—而非只是自己迷惘的灵魂—的精神责任。当时的英格兰岛民面对诸多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攻击威胁。为了便于得到他英格兰读者的共鸣，邓恩因此刻意选择岛屿、大陆这个暗喻。但对一个回顾1623年的历史的史学家而言，这个暗喻比它所倚为基础的神学理论更引人注目。邓恩所选择使用的语言是地理学的语言，而地理学是17世纪日新月异、变动快速的新研究领域之一。他写作的当时，地理学领域的潮流—将欧洲人所注意到的海洋、大陆的地理知识，汇集为全球性知识体系，编出愈来愈完整的世界地图—使他在思索人类世界每个成员与其他每个成员间的精神联结，思索那往外延伸、形成世界网络的精神联结时，有了可资依循的架构。一如他的精神世界日益充实，愈来愈多的世俗世界填入地图，使地图也愈来愈充实。在愈来愈多欧洲人移动于世界各地，把新知带回欧洲或是带到亚洲—17世纪中国、日本的地图绘制者也开始绘制叫人惊奇的新世界地图—之际，邓恩会想到岛屿与大陆这个暗喻，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邓恩1623年的想象还聚焦于其他应合时势的意象。在同一则沉思语中，他用到翻译这个意象。他说死亡不是丧失，而是灵魂被翻译为另一种形式来存在。“人死时，代表他的那一章并没有从书上撕下，”邓恩写道，“而是把那一章翻译为更好的语言，每一章都必然如此翻译。”死亡以多种形式到来，因此“上帝用到好几个译者”，不只如此，“每个翻译过程都有上帝的参与”。

邓恩的观点是神学性的，但他是个以意象思索的诗人，而且那些引起他注意的意象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译者是那些意象之一。邓恩生时，英格兰、荷兰都已经各自组成东印度公司，到全球各地发掘贸易机会。他们的船只和人员所到之处，都必然如1625年班特固抵达马达加斯加时所说的，“和居民交谈”。能不能赚到钱，甚至能不能活命，取决于船上是否有人能和当地人交谈。邓恩说上帝用了许多译者，那些贸易公司同样也要雇用许多译者，以在双方之间传达一方的需要和另一方的需求，而那些译者往往兼通数种语言。随着贸易网扩大，在不同地区贸易经验的加深，译者的人数必然随之增加。17世纪50年代时，十年间搭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前往亚洲的人数已超过四万。同一期间，还有数千人搭别的船只离开欧洲。其中许多人在远行所落脚的地方，至少学会一种当地的混杂语。其中许多人成为译者。

有时，远行途中的意外，使韦特佛瑞之类的水手，在从未有机会学习某种外语的情况下，精通了该种外语。其他人则是决意学习某种外语，以便打入新环境。意大利传教士安杰洛·高琦在1631年底从台湾横越海峡到福建时，带了一名中国翻译同行。高琦在马尼拉学过中国话，但他预想到了中国，若未能传达他的意思，后果不堪设想，最起码会遭到驱逐出境。因为翻译不只是了解另一种语言对同样事物的正确用语，还要在不同语言之间交换想法，了解如何左右言语所创造的预期心理。

至于高琦的那位中国翻译呢?他如何学会西班牙语?他是八连的老居民，因为住在西班牙的马尼拉殖民地，自然学会了西班牙语?还是他皈依基督教，在与传教士的往来中学会了西班牙语?他是刻意学西班牙语，还是经由日常使用自然学会的?不管他如何精通西班牙语，他最后是替意大利人(而非西班牙人)担任在中国的翻译，而那位意大利人则是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神学院就读时学会西班牙语的。到了1631年，所有的贸易公司或传教团都需用到“数名译者”，其中许多译者一人精通数种语言。

邓恩的沉思语中，还有一个暗喻会让今日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邓恩念念不忘于自己的罪恶之身，且一心要以自身带有的罪恶来鞭策自己更虔诚于信仰。为了促成这个转化，他劝自己和读者将平常用于评判事物—例如满足和苦难—的价值判断反转过来。邓恩告诉我们，“苦难是财富”，因此愈多苦难愈好，但必须运用得当才有好处。在此，他将这不求而得的财富解释为白银。“人所携带的财富如果是银块或金块，而没有将之铸成通行货币，他的财富将无法用来支付行旅时的开销。从本质来讲，苦难是财富，但从用途来讲，苦难不是通行货币，除非我们借着苦难而愈来愈接近我们的家—天国。”邓恩说，唯一令我们信服的将苦难的银块转化为宗教谅解的货币的东西，乃是丧钟的鸣声，死亡的前景。

邓恩竟会用银块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来暗喻苦难与救赎之间的关系，着实耐人寻味!白银流通于全球各地的通货区时，不断转换形状。在某些地区，例如中国，作为货币的白银系以块状呈现。在其他地区，法律规定白银必须以邓恩所谓的“通用货币”的形式来流通。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白银必须铸成名叫雷亚尔的钱币。在荷兰共和国，就如前述，可能有好几个王国的钱币—从雷亚尔到荷兰盾—在市面上流通，视供应量而定。在南海的贸易区，白银买卖可以混用银块和西班牙雷亚尔。1623年4月8日，威廉·班特固请福建沿海的两个中国人将猪带上他的船时，他付了二十五枚雷亚尔，而他们也欣然收下。若给的是银块，他们也会收下，因为对他们而言，只要是银子就好，但班特固没有银块。一如大部分欧洲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禁止人民使用未经铸造的银子，以便控制货币的流通量。在欧洲，如果想把白银当钱用，就得使用铸成钱币的白银。但是在这些历史上的特殊事例之外，赫然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1623年，邓恩寻找意象，以表达足以使罪人变虔诚而纷至沓来的苦难时，浮现在他激动心中的，正是白银那个可无限积聚的东西。

白银和翻译。孤岛和相连的大陆。邓恩写这篇文章时，不知道自己替他那个世纪装了门。无心插柳地安上的门:穿过它，走上长廊，我们将回到他的世界。我猜邓恩和维米尔一样，非常专注于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因而不可能去想象后世的人想在他的作品里寻找什么。两人都努力地和现在搏斗，而那是太沉重的负担。两人都未着意替后人准备档案。今日的我们当然和他们没有两样。我们同样专注于现在，同样浑然不察自己正在为后人，为那些有意借由思索自己所处世界—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世界—的来历，以理解那世界的后人留下了门。

如果1623年邓恩兴奋地发现没有人是孤岛，那是因为人类历史走到那个时代时，首度得以理解几乎无人是孤岛。在那之前，世界是一个个彼此隔离的地方，以致某地所发生的事，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情势，但是在那之后，世界不再是如此。人性共通这个观念开始浮现，共同历史的存在随之成为可能。邓恩的世界万物互相连接的观念，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但互相连接这一观念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他宗教教义和世俗理论，也能支持同样的论点，且同样能引起我们对全球局势和全球责任的感悟。邓恩的大陆暗喻，一如佛教的因陀罗网比喻:每个泥块，每个珍珠—每个丧失与死亡，每个诞生与生成—都影响与之共存的每一个泥块和珍珠。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世界观要到17世纪才变得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乃至自己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任务，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倚重全球各地传统思想里所浮现的暗喻。我们的生活体验已经带有全球性质。身为万物之一的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如何以一种使我们能承认、接纳这一点的方式来叙述过去。而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让世人认清这一点。全球化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尚未实现，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但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能明白，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那么过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屠杀和成就—全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在生态问题上，我们已开始这样思考了。事实上，我们所处时代的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维米尔时代全球降温的破坏性冲击，那时候，人们认识到改变即将到来，甚至认识到那些改变正在影响全世界。因船难而流落朝鲜的荷兰枪炮匠韦特佛瑞，晚年向朝鲜友人回忆起他在荷兰的童年生活。他告诉那人，他小的时候，长辈碰上浓雾天气，关节因天气湿冷而不舒服时，会说“今天中国在下雪”。就在气候改变使世界一团混乱时，人们察觉到地球另一头所发生的事不再只发生在彼处，同时也发生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