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中信·春潮 | 郭沛文《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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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路上扬起飞尘，小孩听见车轮和发动机“呜呜”的噪声，眼睛一直盯着那边。

赵定尧的一身橄榄绿公安制服上蒙了灰。他把龙头一摆，停好边三轮，拍拍袖子，又将公安帽上金黄颜色的丝编装饰带掸了几下。乔先贵也正了正帽檐，把黑色大皮包挎上肩，从边三轮的车斗里踏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两人推开看热闹的群众，走进停弦渡镇覆船村，这户出了事情的土砖屋。

一股类似大蒜混合着樟脑的味道还隐约残存在现场。乔先贵嗅了嗅，小声和赵定尧讲，这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有机磷农药中毒。

停弦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穿着解放鞋，边走边问县里的同志好，递来凶器给他们看。讲是这户家里的女人先拿洗衣的棒槌敲死了男人，又把农药掺在中药里喝，自杀了。

“谁叫你乱动现场的？谁准你擅自拿动凶器的？”乔先贵看他讲得起劲，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停弦渡派出所懂不懂规矩？这么明显的凶案，你什么职务搞不清楚？自以为是，添麻烦！”

停弦渡派出所所长见自己的人挨了批评，马上过来打圆场， 称这个民警刚来不久，业务不熟。

赵定尧让他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乔先贵打开腰间的黑色大皮包，找出一双白手套戴上，接过派出所民警手上的棒槌，放在堂屋老旧的八仙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检查胶卷，拍了几张照，再走回堂屋，掀开盖在两具尸体上的白布，开始拍照。

根据停弦渡派出所所长的讲述，现场男性死者名叫周友吉，1959 年出生，现年 33 岁。女性死者名叫田桂芳，1961 年出生，现年 31 岁。两人是夫妻关系，家里没田，男人年轻的时候拜了个师父学打铜镲和吹唢呐，主要靠红白喜事时帮人搞演奏过日子，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一条小船，男人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去澧水河里搞点鱼卖。

赵定尧问夫妻关系怎么样。所长称关系不好，男人喝酒、赌博又打女人，经常吵。

可是他为什么打女人？所长告知赵定尧，有人传他女人在修梅镇不知哪里有个相好，周友吉肯定也知道了，面子挂不住。到底是不是有相好，也没人真见过，但周友吉下手重很多人都知道，喝醉了喜欢拿起板凳到处砸，女人孩子都砸，经常砸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 年出生的，今年 14 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两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 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1980 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 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 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 70 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 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 喊了几声周友吉， 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 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 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今天大清早， 天都没亮，4 点多的时候，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10 点钟左右，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清明快到了，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 还真是个问题， 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 10 到 14 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 78 年生的，不正好 14 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 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 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 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 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 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今天清明节，局里好不容易放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 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 1991 年 8 月 5 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 8 月 5 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

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 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